獅城堅定的盟友：協助新加坡建軍的「以色列顧問團」
新加坡與以色列的友好關係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以色列秘密協助剛獨立的新加坡建立起完備的現代化軍隊。 圖／Ministry of Defense, Singapore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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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新加坡在國際地理上的共同性，在於周圍都是穆斯林國家，而且外交上不利於它們自由發展。但除此之外，從10月以降的以巴衝突對在遠東的新加坡究竟意味着什麼？爲何新加坡官方立場與周圍的鄰國有天壤之別，對以色列表達高度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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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獅城沉默的聲音：新加坡穆斯林社羣在以巴衝突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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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特別在乎以巴局勢，甚至與多國交流意見。一個證據是，李顯龍總理應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MBS）邀請，從10月17日至20日進行訪問。期間，他在利雅德出席首次召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峰會，與兩個地區的領導人討論全球和區域局勢，包括不斷升級的以巴衝突。
其實這種關注早在1960年代已經開始。1967年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之間發生的六日戰爭重塑了整個中東，在該場衝突的風暴中，新加坡領導人不僅是站在遠東的觀察者，還默默支持以色列取得勝利。
那個時間點上，1965年，當時新加坡被馬來西亞驅逐出去，形勢似乎對這個不情願獨立的年輕國家不利。與馬來西亞的分離是突然且不受歡迎的，新加坡失去了馬來半島天然資源的支持。更爲棘手的是，獨立之初其軍隊僅由兩個人數不足的步兵營組成，一半以上士兵是馬來西亞人。與馬來西亞分道揚鑣後，新加坡官方給這些軍人留下或回國的選擇。不出所料，大多數馬來西亞人選擇離開新加坡，結果新加坡只剩下脆弱的防衛單位，軍事力量渺小得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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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的軍隊武器庫至多是勉強剛好而已，僅有一艘英殖民時期的破舊木質炮艇，甚至沒有一架自己的飛機。當時新加坡依然寄望殖民母國可以繼續提供軍事安全保障，但英國也隨着外交政策轉變，減少了在東南亞區域的軍事力量投放。顯然，新加坡的長期目標是要從幾乎一無所有中建立強大防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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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新加坡同樣處於不利地位。東南亞的共產主義叛亂之殘餘仍在空氣中縈繞。這場混亂中，蘇哈托在印尼正因一場激烈的軍事對抗中鋒芒畢露，也就是所謂的對抗馬來西亞運動，將後者視爲新殖民主義建構。
這場衝突的交叉點上，新加坡發現自己處於風暴中心。更迫切的是，越戰正在增加風險因素，爲該地區投下不祥陰影。對新加坡來說，過早的獨立進程並非預期事項，這是種危險局勢，迫使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從一開始就迅速建立可信的獨立防禦能力，成了生存的優先事項。
新加坡自1960年代獨立後，亟欲建立強大的現代化軍事力量，曾邀請以色列軍事顧問團協助量身打造軍隊。 圖／美聯社
▌新加坡武裝部隊成立挑戰
新加坡開國之父李光耀曾經直言不諱地使用一個比喻，即新加坡必須在一個大魚吞噬小魚、小魚捕食蝦的世界中成爲一隻有毒的蝦（poisonous shrimp），暗示新加坡需要在大國主導的世界中成爲一個強大的威懾力量。這在當時或許令他人無法置信，但這一觀念爲新加坡專注於威懾的防禦戰略定下基調。
這個棘手的任務由時任財政部長吳慶瑞接手。然而，他對軍事事務的熟悉程度僅限於他在1942年日本入侵前，作爲一名下士服役於英國統治時期的新加坡志願軍團。由於迫切需要加強防禦，吳慶瑞迅速組織一個小團隊，成立了新的內政與防衛部，後來發展爲今天的國防部和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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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沒有輕易解決。人口少、資源有限的新加坡無法維持龐大的職業軍隊。光是要建立像樣的軍事部隊都沒有想像中容易，因爲新加坡缺乏軍事傳統，許多官員都不知道如何規劃軍隊，以及主要是華人的人口普遍認爲軍事服務不是理想的職業道路。
面對這一現實，李光耀將目光轉向印度和埃及，當時兩個作爲不結盟世界的新星，李氏希望藉由他們的協助來增強防禦能力。然而，經過幾周等待，這兩個國家都未能提供急需的援助。眼看沒有其他選擇，李光耀最終授權吳康瑞選擇最後的選項，那就是與以色列合作。
▌以色列的棕皮書
吳慶瑞在1959年訪問以色列期間，就對以色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防禦系統感到驚歎，而以色列又是最早承認新加坡主權的國家之一。時任以色列國防軍作戰司令部副司令的Rehavam Ze’evi於1965年10月秘密抵達新加坡，進行了一項秘密任務：會見吳慶瑞。Ze’evi身爲老練的軍事策略家，乘坐出租車以隱身方式在新加坡周圍巡視，以考察地形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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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着新發現的見解回到特拉維夫。 稍後Ze’evi組建了團隊，其中包括摩薩德情報機構主任Meir Amit。他們共同開始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發展新加坡武裝部隊。這份被稱爲「棕皮書」（Brown book）的總體規劃在1個月內就完成了，並很快翻譯成英文以供新加坡領導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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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皮書涵蓋了從戰略考慮到教義的廣泛範圍。其核心是瞭解新加坡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就是建立一支由徵兵組成、一小部分常規部隊領導的公民兵。爲了實現此願景，這本書建議建立一所軍官訓練學校來培養一批專業領導者。這支軍隊的骨幹將由公民兵組成，確保危機時刻整個國家能迅速動員。棕皮書詳細概述了所需的實施步驟。
在此大膽計劃的推動下，新加坡與以色列簽署了僅有一頁紙的協議：一份永遠改變新加坡防禦進程的協定。協議內容很直接：以色列將向新加坡提供防衛顧問，作爲回報，這些顧問獲得與以色列同行相等的薪水，以及住宿和膳食。回顧起來，新加坡獲得的好處遠遠超過所付出的。
新加坡於1960年代快速獨立，急欲建立可靠的國防力量。圖爲1967年第一批徵兵制軍人入伍歷史照。 圖／Ministry of Defense, Singapore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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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人在新加坡？
然而，以色列軍事顧問在新加坡的存在也構成了政治難題。以巴衝突議題早在二戰後深植東南亞穆斯林的情緒中，而新加坡不能冒着與鄰國激起緊張的風險。因此，新加坡與以色列之間的防禦合作被故意保密，數十年來隱藏於公衆視野之外。1965年11月，當7名以色列國防軍軍事顧問抵達新加坡時。爲了掩蓋他們的真實身份，新加坡甚至稱他們爲「墨西哥人」。然而，這種策略並未妨礙兩國之間有意義的合作發展。這些資訊在2004年後才被披露，即便具有歷史意義，如今這種夥伴關係也不常被公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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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以色列參謀長、後來在總理任內遭刺殺的拉賓（Yitzhak Rabin），當時給了顧問團隊明確的指令。他強調，以色列的目標不是將新加坡變成該國的附庸或殖民地，而是傳授軍事專長技術，使新加坡能在管理防衛部隊方面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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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團隊的成功關鍵在於，確立新加坡最終將管理自己的軍隊。顧問團在那裡不是發號施令，而是提供指導。他們絕對不是賣武器的軍火商。當爲新加坡推薦特定採購時，他們的建議也是基於純粹的軍事判斷。新加坡是否選擇從向以色列購買這些軍備並不重要。
▌六日戰爭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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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震撼國際社會的六日戰爭爆發，加速了新加坡軍隊建構。多年來由於領土爭端和政治動盪，以色列與鄰近阿拉伯國家（包括埃及、約旦和敘利亞）長期進行重大軍事對抗。埃及先是封鎖了蒂朗海峽（Straits of Tiran），並從西奈半島驅逐聯合國緊急部隊；阿拉伯軍隊的動員也加劇了以色列日益增長的壓力。
當時，在遠東的新加坡已在軍事裝備上大量學習以色列，李光耀總理及其部長特別關心這場戰事。關於新加坡武裝部隊（Singapore Armed Forces，簡稱SAF）的成型及國民服役是否有效實施，部長們的信心完全奠基在戰爭結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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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新加坡欣慰的是，僅僅6天時間，以色列部隊就對阿拉伯國家的陸軍和空軍造成驚人打擊並取得空前勝利。結果，以色列領土控制範圍大幅擴展，包括了西奈半島、戈蘭高地、加薩地帶、西岸甚至東耶路撒冷。
李光耀在自傳中承認，如果以色列失敗，可能會嚴重動搖SAF對以色列導師的信心。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聯軍的驚人勝利也證明了新加坡選擇以色列作爲其防禦夥伴的智慧。隨着六日戰爭塵埃落定，以色列與新加坡在軍事合作方面的聯繫只增不減。
在六日戰事中以色列強大的裝甲師取得響亮成功，新加坡受此啓發也在1968年1月採取關鍵措施，加強了自己的裝甲部隊，顯著增強了軍事實力，特別是與當時沒有任何坦克的鄰國馬來西亞相比。
新加坡也着眼於發展一支現代化且精密的空軍部隊。特別在六日戰爭期間，以色列空軍在初期空襲中摧毀了鄰近阿拉伯國家的飛行部隊，這也成爲新加坡重要的學習目標。爲了尋求專業知識，1968年新加坡招募退役的以色列空軍上校，以協助建立新加坡空軍。這標誌着新加坡空防司令部的誕生，即是新加坡共和國空軍的前身，於1968年9月正式成立。
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在2000年著作《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Singapore and the Asian Economic Boom》回顧新加坡建國曆程，並透露以色列曾協助新加坡建軍。 圖／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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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回顧新加坡與以色列的歷史關係，至少能夠明白中東區域的震盪如何致使新加坡也關心當地事態發展。比起東南亞其他國家，軍事技術援助的大恩情，亦讓新加坡更自然地與以色列站在一起，也輕易將與以色列作對的哈瑪斯視爲譴責對象。
某些方面，新加坡對以色列的立場也有不一致性。它確實肯定以色列被哈瑪斯攻擊後的自我防衛的行動，但同時譴責以色列濫殺平民百姓，也重新呼籲兩國方案。當以色列菁英已經不再接受後者的論述，李顯龍能堅持這是唯一選擇，否則，「我們將進入一個代代相傳的、相互毀滅的循環。」
新加坡的外交決策，其實在1960年代也已展現出來。六日戰爭後，阿拉伯國家在聯合國大會提出一項譴責以色列的決議。新加坡亦遇到兩難，若投下反對票將成爲伊斯蘭世界的敵對者，如果贊成，當時正在幫助新加坡建立武裝部隊的以色列顧問則會棄其而去。
李光耀在其自傳中說：「我贊成在決議中棄權。內閣同意了我的觀點。我們選擇了棄權後，以色列（軍事顧問團）並未離開我們。」這即是新加坡在國際社會展示獨立外交政策的表現，也是新加坡自己獨特的模式。
新加坡與以色列在商業、軍事等領域皆是交情匪淺。圖爲2017年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左）造訪新加坡，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與他一起接受新加坡軍儀隊歡迎。 圖／路透社
責任編輯／王穎芝
